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构成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产业系统，个体手工运营的棉、麻、丝纺织业前史悠远持久。可是近代以来，它遭到推销而至、价廉物美的洋纱、洋布的激烈冲击，市场萎缩，出路堪虞。洋务运动为挽民族权力，开办了不少近代机器纺织企业，如左宗棠办兰州机器织呢局（光绪四年）、李鸿章办上海机器织布局（光绪八年）等。

  但在华中区域，到张之洞督鄂，近代纺织工业尚为一片空白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 年）十月，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，原订货的纺机亦移往湖北。他与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协商，原作纺织厂本钱的“闱姓”捐款一起悉数拨调至鄂，作为粤、鄂两省合办织布官局的本钱，获利均分。后来李半途变卦，“以粤省用宏费绌，未肯全拨”，张之洞提出只拨十六万两，作为广东股本出资，年息六厘。为补偿费用缺乏，张之洞又将广东向山西善后局告贷二十万两移拨至鄂，付年息九厘。一起还向英国汇丰银行告贷十六万两。多方筹集，方凑足开厂费用。

  光绪十六年（1890 年）底，湖北织布官局于武昌文昌门外破上兴工，两年后建成，装英国布机一千张、纱绽三万枚，雇工两千五百人。产品有原布、斜纹布、花布、面巾等，月产两千匹，每匹十丈。投放市场，销路很好，“甚合华人之用，通行各省，购取者力争上游，以故货不逗留，利源日广。”

  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七年（1893—1901 年），织布官局共产原色布三十三万另九百一十六匹，斜纹布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五匹。正如织布官局大门口之洞亲题的楹联：“布衣兴国，蓝缕开疆”，华中区域的机器纱织工业从此奠基，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完成了“略分洋利”的意图。

  “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，每年汉口进口之洋布，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。”织布官局初见成效，之洞又筹建纺纱官局。他说：“北自营口，南至镇南关，洋纱一项进口日多，较洋布行销尤广。川楚等省或有不必洋布之区，更无不销洋纱之地。开源塞漏，断以此为大宗。”他建纺纱局的意图有二，一是洋纱，阻塞漏卮；二是为其他企业积累资金，“既能辅佐布局之不逮，兼可帮忙铁厂之需求。”

  张之洞经过驻英公使薛福成，与英商商洽，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订货纺纱机。英商赞同先付四分之一货款，其他三年内付清，交货后六厘起息，机器两年内交货完毕。即便如此，之洞仍是拿不出所需现银，他决议召集商股，以助官办。最后集得商股三十万两，官府拨款三十万两，作为购机开厂经费。

  之洞原计划建南、北两个纱厂，共装纱绽九万枚。北纱厂首要兴工，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 年）建成投产，装绽五万，是为湖北纺纱官局。投产后不久，官、商即生龃龉。商人认为官权太重，提出异议。之洞认为“但欲官助商人之赀，而不欲官问商人所办之事，似此用款无定，成见难融，是官商合办之局许多窒碍，自不能不另筹变通办法”，原商股三十万两，交还一半，另一半作为官方告贷，年息八厘。纺纱官局开工后，运营状况不错，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 年）一年即获利约五万金。南纱厂原定装纱绽四万，但因财力不逮，无法兴工。这批纱绽后由张謇（1853—1926）接手，建成南通大生纱厂。

  湖北蚕桑业兴旺，但丝绸编织惯用土法，质量低质。之洞认为“惟民间素未见机器缫丝之法，无从下手，亟应官开其端，民效其法。”他派湖北替补道刘保林赴沪调查，并将鄂茧在沪试缫，成果十分满意。之洞遂于光绪二十年（1894 年）十月五日上《开设缫丝局片》，内称“（湖北）土性素亦产丝，而制作不精，销流不旺。”若仿沪、穗等地，“用机器缫丝者，较之人工所缫，其价值顿增至三倍，专售国外，行销颇旺”。

  同年末，于武昌望山门外购地建厂，遴选“家道富裕，综核精明，久居上海，其家开设机器缫丝厂有年，且在汉口设有丝行，景象极为了解”的候选同知黄晋荃掌管其事，官督商办。黄在上海筹商股两万两，官本八万两，以作开厂经费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 年），湖北缫丝局建成投产，“釜数二百另八，织工三百人，每日制出上等品三十斤，一般品十八九斤”，“质料用湖北产、沔阳产最多，专用黄丝，其制品悉数输于上海。”

  除布、纱、丝局外，之洞还于武昌平湖门外建湖北制麻局。他在奏稿中说：“查麻即系湖北特产宜可用机制之货，亟宜钦遵谕旨，在省会建立制麻专厂，官先筹款设局认为上倡，民再集股分办认为之继。”制麻局运用先进工艺，”由锅炉、引擎而去麻胶水，而纱麻为线，而织麻成布，各机层层接续”。购德国织机，聘日本技师，“安厂安机，费时日五、六年，纳本金七十余万”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 年）建成投产，雇男女工四百五十余人。产品有麻纱、粗细麻布及麻袋。湖北制麻局尽管规划不大，但“为吾国机制麻业之滥觞”。张之洞兴修的湖北布、纱、丝、麻四局，构成比较完好的近代纺织工业系统，这在中国近代纺织史上，具有极端重大意义。

  武汉之所以成为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，之洞的创始之功，实不可没。前文说到，之洞建纺织厂的初衷之一是获利以补铁厂、枪炮厂经费之短绌，“以湖北所设铁厂、枪炮厂、织布局自相挹注，此三厂联为一气，通盘筹划，……今后断不致再请部款”。

  但实际状况是铁厂、枪炮厂亏蚀之巨，绝非四局赢余所能弥缝。“自相挹注”成了“自相连累”。跟着时日的拖延，特别是《辛丑公约》签定今后，清政府对外承当巨额赔款，对内被逼实施“新政”，民族私营企业的发展势头难以阻挠，而清廷本身也真实无力持续运营管理那么多的官办、官督商办、官商合办企业。

  在这种政治经济发展局势下，湖北四局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 年）完毕官办前史，由粤商韦应南招股承当，每年租银十万两，租期二十年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 年），又由其父韦尚文接办，这便是武汉区域近代私营纺织职业的开始“应昌股分有限公司”。除以上钢铁、军工、纺织大规划的公司外，张之洞还兴办了一些中小型工厂，如白沙洲造纸厂、湖北针钉厂、武昌制革厂、湖北毡呢厂、湖北官砖厂。